原因也很簡單，在“三位一體”的合作伙伴關系中，張學良的實際力量最強大，其次是紅軍和西北軍，但紅軍背后有共產國際有蘇聯(lián)，可撬動的力量最大。當時，為了讓陜北紅軍擺脫被包圍孤立的處境，教員等人費盡心思說動了張學良聯(lián)共抗日，并建議張學良可以在陜北成立抗日救國政府，并允諾可以讓張學良當主席。

　　張學良一直認為，中國要想取得抗日勝利，一定需要蘇聯(lián)的幫助，張學良想抗日，而當時中國境內起碼從明面上看，只有陜北紅軍跟蘇聯(lián)的關系最好，未來走上抗日之路，蘇聯(lián)自然對紅軍的幫扶最大。為此，張學良還曾申請加入共黨，但這一請求被共產國際否決了。

　　教員憑借紅軍與共產國際的聯(lián)系，巧妙推動了陜北局勢的發(fā)展，故此，在陜北三位一體的合作中，看似最弱的紅軍，卻掌握了實際的領導地位。這也是我們大家可以直接影響西安事變的底氣所在。

　　西安事變發(fā)生之后，張學良最想知道蘇聯(lián)對此的看法和指導，這十分重要。以至事變發(fā)生當天，張就以“蔣介石反革命面目已畢現(xiàn)”的結論性語言通報，并急問詢：“國際對西安一二·一二革命有何批評，乞告。”“尤愿知國際意見”。從言語措辭中，我們不難感受到張學良的焦急。

　　而我們在得知西安事變的消息后，也立即報給了共產國際，并連發(fā)了幾封電報，陳述我們的意見。

　　筆者查閱了很多資料后，得出了一個結論，在西安事變初期，我黨的態(tài)度是想借此積極拿到抗日統(tǒng)一戰(zhàn)線的領導權，并徹底改變紅軍的政治處境，一舉扭轉紅軍的被動地位，并為此付出了很多努力。

　　但很快，我們就改變了“審蔣罪行”這一意見，變?yōu)椤氨ＪY安全”，并愿意有限度接受改編，統(tǒng)一聽從南京政府的指揮。

　　從抗日反蔣，到聯(lián)蔣抗日，再到促蔣抗日，這之間的轉變很快，促使這種轉變的原因有兩方面，一是當時的紅軍實力太弱了，真是太弱了，弱到沒有很好的方法單靠自己的力量撬動局勢，完成宏大且理想的構想；二是跟我們有上下級關系的共產國際不支持我黨的一些政策和決定，導致我們只可以順應現(xiàn)實，制定符合時局的計劃。

　　抓到老蔣之后，教員是很興奮的，認為這是紅軍拿到抗日統(tǒng)一戰(zhàn)線領導最好的機會，大革命的失敗，讓我們明白決不能再次拱手讓出領導權，必須得掌控自己的命運。

　　從斯大林的方面出發(fā)，蘇聯(lián)作為當時世界上唯一一個社會主義國家，在意識形態(tài)斗爭領域處于四處都是敵人的環(huán)境中，壓力極大，在極大壓力之下，斯大林卻帶著蘇聯(lián)走上了一條極端的民族利己主義的道路。西安事變發(fā)生后，斯大林堅信，老蔣被綁，一定是日本人的陰謀。

　　結果西安事變爆發(fā)后，蘇聯(lián)的第一反應就是這是日本搞的鬼，張學良是日本當局故意安排的攪局者，目的是為了破壞抗日統(tǒng)一戰(zhàn)線，好讓日本更為順利的進攻遠東。

　　蘇聯(lián)在西安事變發(fā)生后，違背共產國際當初制定的支持張學良的計劃，不但不支持張楊的義舉，反而把張學良歸于“漢奸”一類，并斥責張學良搞“投機”，攻擊張“在外國主子的授意下，竭力在中國創(chuàng)造新的有利于中國的敵人實現(xiàn)其侵略計劃的混亂局面”。

　　蘇聯(lián)《真理報》發(fā)表社論，指責張揚的舉動“其目的乃是阻止中國之統(tǒng)一，破壞日益高漲的人民抗日運動……實際上則助日本使中國分裂?！彼勾罅忠补_表示“帝國主義未必同意取代蔣介石?！?/P>

　　原本對蘇聯(lián)態(tài)度抱有很大期待的張學良，得知蘇聯(lián)《真理報》的報道后，心情極為復雜且沉重，他立即向我們詢問緣由，但我們不可能直接跟張學良說，蘇聯(lián)當局不僅不贊同西安事變，而且對張學良的意見極大。

　　教員只得在（12月17日）給張的回電中安慰說：“唯遠方政府目前為應付外交，或尚不能公開贊助我們?！?/P>

　　事實上，斯大林為了確認和保證他制定的遠東政策能順利執(zhí)行，保護他欽定的抗日統(tǒng)一戰(zhàn)線領導人的人身安全，直接向陜北發(fā)出了帶有威脅性質的電報。

　　后來，宋慶齡曾告訴斯諾，這期間她“曾替斯大林轉過一封很兇的電報給教員，內容是要求必須（對張學良）施加壓力放蔣”。張國燾的回憶錄也提到當時曾接到斯大林措辭很嚴厲的一封電報。（張學良和陜北的處境都很艱難和被動，但客觀的說，張學良的選擇空間更?。?/P>

　　再加上，西安事變發(fā)生后，南京當局遠比我們想的要強硬的多，何應欽直接帶著大軍逼向西安，各國政府駐華代表也都支持南京政府，國內外的輿論都在指責張學良，蘇聯(lián)更是直接下場，要保蔣。

　　國內外一邊倒的輿論，給張學良澆了一盆涼水，而蘇聯(lián)強硬的態(tài)度，也給陜北澆了一盆涼水。

　　我們來梳理一下時間線，以及不同時間，陜北對外的宣傳用語，便可看出時局變化，給陜北造成了多大壓力。

　　12月13日，在機關報《紅色中華》刊登的文章中，明確要求將“蔣介石交付人民審判”。

　　14日，在給共產國際的電報中依然講要“推動人民要求南京罷免蔣介石交付人民審判”。15日，以紅軍主要領導人教員、朱老總等15人名義致的電報中還是講要“停止正在發(fā)動之內戰(zhàn)，罷免蔣氏，交付國人裁判”。一直到12月16日，在《紅色中華》第316期刊登文章中，仍然要求“把蔣介石交給人民公審”、“交給人民裁判”。但這一天，在遙遠的莫斯科，共產國際書記季米特洛夫與斯大林就西安事變的處理意見，達成一致。此后，各自通過不同渠道，立即開始給陜北施壓。到了12月17日，周恩來與即將來陜的宋子文談判的條件中，不再提審蔣，轉而明白準確地提出：成立抗日聯(lián)軍。12月18日，陜北致電南京，呼吁：召（開）抗日救國代表大會，對日抗戰(zhàn)，組織國防政府和抗日聯(lián)軍。能夠準確的看出，12月17日、18日，在各方壓力之下，我們不再執(zhí)著于要審蔣，轉而將全部精力放在了爭取在抗日統(tǒng)一戰(zhàn)線日，陜北收到了共產國際于16日就發(fā)過來的電報，電報中說：“既然發(fā)動已成為事實，當然應當顧及實際的事實，應在以下條件基礎上堅決主張用和平方法解決這一沖突。（甲）用吸收幾個反日運動的代表，即贊成中國統(tǒng)一和獨立的分子參加政府的方法來改組政府；（乙）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；（丙）停止消滅紅軍的政策，并與紅軍聯(lián)合抗日；（丁）與同情中國人民反抗日本進攻的國家建立合作伙伴關系，但不要提聯(lián)合蘇聯(lián)的口號。

　　到了12月21日，陜北才給共產國際回電：“來電于12月20日才收到，同意你們的意見，我們也已經基本上采取了這種方針?！边@一天，前線爆發(fā)了極為激烈的軍事沖突，國軍在何應欽的指示下，進攻華縣，并將駐守的東北軍都殺了。

　　12月23日周恩來、張學良在同宋子文的談判中，周表示：“停止剿共，聯(lián)合紅軍抗日”此外還明確講“紅軍保存獨立組織領導”。

　　直到23日，在談判中我們強調“紅軍保存獨立組織領導”，但到了12月24日，在強大的政治壓力以及軍事壓力之下，我們最后還是決定做出重大讓步，當天晚上或者是25日，周恩來與老蔣見了一面，具體談論了什么已不可知。（會面具體時間有爭議，無定論）

　　但周恩來、申伯純、老蔣、宋子文四人，在其記錄中都寫到見面中兩人談到了關于紅軍服從蔣指揮的問題。說明，我們不再堅持“紅軍保存獨立組織領導”，只爭取了最基礎的生存空間和合法地位。

　　至此，西安事變算是落下了帷幕，而陜北也得到了老蔣“停止剿共”的承諾。很顯然，這一成果與我們的預期相差甚遠。

　　至于張學良的遭遇就更加一言難盡了，對他來說，發(fā)動西安事變需要極大的決心，而送蔣回南京則需要更大的決心。

　　事后，不斷有人揶揄，在西安事變這一國際性的政治事件中，謀劃者和參與者競相成了被利用的棋子，但這絲毫不會影響，西安事變改變了中國歷史走向和中國當代政治格局這一事實。

　　多年后，周恩來在公開場合說：不論張學良將軍死活，我們評張學良將軍為“民族英雄、千古功臣”。

　　不深刻，不詳實。看過一篇文章，年頭久了，記不起詳細的細節(jié)內容，但比較詳細的介紹中央與聯(lián)共電報往來（內容與時間），這些決定了西安事變的走向。不過此文也是難得的好文章。